那時年少正春風

　　我的母校福清三中從開辦至今，歷經一百三十度春秋，縱有戰亂兵燹、天災人禍，其培元之宗旨、育人之大業始終如一，未曾中斷。足可以稱得上一所偉大的學校。

　　圖1：62年前，作者就是從這個大門跨進三中，如沐春風。

　　六十二年前，我有幸考入這所學校，在初中部就讀了三年時間。那時，我是個不諳世事的懵懂少年。幾十年后，我的老同學張銑在某刊物上撰文，稱我是“從東壁島赤腳走出來的孩子”。這對我少年時的定位是準確的。我的人生之旅正是從東壁島上赤腳起步的；而福清三中就是我人生旅程的重要驛站。

　　圖2：作者故鄉東壁島海濱村新貌。當年，作者就是高挽褲腳,踩著泥濘的灘涂，跋涉到對岸的東營村，再到鎮區的學校讀書。

　　月薪九十九元的校長

　　初進福清三中，一切都是那么新鮮，甚至有些神秘，尤其對我們的校長，更是謎一樣的存在。

　　圖3：林貞瑞校長(左2)和他的同事朱玉墀副書記(右1)、陳棟徽副校長(右2)、林修泉工會主席(左1），攝于1963年。

　　當時三中全校性集會時，我們常常聽到的是教導主任陳華光老師給我們作報告，校長出場的時候似乎極少。我們那時的校長是林貞瑞先生，就是那位在融美和三中極享盛譽的著名教育家薛永香先生的女婿。他身材清瘦、面容清癯、溫文爾雅。在我們這些孩子的眼里，三中校長這可是不小的官！那么他一個月能賺多少錢呢？有同學說，他一個月能賺九十九元！這可真是個嚇人的數字！要知道，在我們東壁小學，校長只拿二十八元。隨即又有同學提出一個問題：既然能給九十九元，為什么政府就不肯多出一元，給湊足一百元整數呢？于是大伙便進行了一番猜想，最終得出的結論是：政府之所以留下一元錢的空間，是為了讓校長還能進步，把學校辦得更好！

　　三年的三中生活之后，我便易地求學……

　　廿多年后，我再見到貞瑞校長是在福州華僑大廈的宴會廳里，那時他是福清農工黨的首任主委，來出席省農工黨的代表大會。我當時正任職于福建省委統戰部，和其他部領導一起會見代表們，并共進晚餐。此后，我們之間便有了相對密切的來往。我知道這二十多年間，貞瑞校長經歷了怎樣的滄海桑田！但在與我接觸的過程中，我從沒有聽到他向我訴說過任何的委屈與不平。要知道，當年在為民主黨派、黨外人士落實各項政策的過程中，找我反映情況、尋求統戰部門幫助的不在少數，我也一定想辦法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盡力幫忙。然而貞瑞校長直至彌留之際，我去看望他時，也未聽他提出任何要求。所以，幾十年里，我們當年想象的“政府留給他那一元錢的提升空間，讓他把學校辦得更好”的傳說是否屬實，也就沒有答案了。

　　開山造樓的日子

　　上世紀六十年代，福清三中的教學樓只有三座，即：躍進樓、東風樓和先鋒樓。而學生宿舍樓除了高中部居住的南洋樓、女生宿舍北洋樓兩座解放前留下的老樓外，就只有酒庫、織布局和零散的一排平房及一座小小的二層舊樓。隨著學生人數的增加，學校決定新蓋一座宿舍樓，把東風樓東側的一座小山坡鏟平，在這里蓋一座新樓。這就是后來的紅旗樓。

　　那時候，正值國家困難時期。我們經歷了空前的自然災害，又剛從抗美援朝的戰火中走出來，再趕上赫魯曉夫的背信棄義，強行對我們逼債，全國人民都在勒緊褲腰帶過日子。對我們這些正在長身體的小孩來說，每天都要應對饑餓感的威脅，那種痛苦，現在的年輕人是很難體會到的。國家為了保護我們這些學生，在教育政策上作了些許調整，比如把每周一次的體育課和俄語課都取消了，為的是減輕我們的學習負擔。然而，也就在這個時候，我們的紅旗樓建設要上馬了。那段時間，大家都餓著肚子上工地，揮鐵鎬，拉板車，搞競賽；沒有牢騷，沒有怨言，齊心協力，硬是用熱火朝天的工地氣氛把每個人的饑餓感逼走。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，這個小山包終于被我們給鏟平了。紅旗樓的基建工程就這樣上馬了。幾個月后，一座嶄新的紅磚宿舍樓便屹立在校園里。

　　圖4：學生宿舍紅旗樓于2004年拆除。

　　那個年代是貧瘠的，物質是匱乏的；然而，我們的社會是積極向上的，人們的精神是富有的。正因為如此，我們的國家才能扛過那段艱苦的歲月。那是一個值得懷念的時代。我慶幸我們經歷過那個偉大的時代！

　　木屐與扁擔的交響曲

　　這是當年發生在紅旗樓新舍區里的故事。

　　紅旗樓初建成，我們在新學期注冊后便入住新舍區。大樓外觀似乎還不錯，但畢竟當時國家困難，資金極其有限，建筑材料自然不可能很好，尤其是二樓的地板，縫隙很大，這便給住樓下的同學帶來極大的困擾。晚自習后，就寢之前，樓上的同學洗罷腳，幾乎清一色的穿上木屐，于是樓上“呱嗒呱嗒”的“打擊樂”便開始了。更要命的是，隨著“打擊樂”的節奏，樓板縫間便嘩嘩地往下掉泥沙和灰塵。樓下的同學忍不住了，有人便操起挑地瓜用的扁擔，往天花板(其實就是二樓的地板)上捅。如此，一出木屐與扁擔的交響曲便上演了。加上鄰近宿舍有些“看熱鬧不嫌事大”的也加入“演出”，這便更熱鬧了！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忽聽得有人大聲喊道：“邦棋老師來了！”剎那間，就像古戰場上正殺紅了眼的決戰雙方，忽聽得收兵的鑼聲，立即偃旗息鼓。偌大的一座宿舍樓，靜悄悄的只聽得一陣腳步聲由遠及近，然后從一樓走到二樓，再從左邊走廊走到右邊走廊，稍作停留后，又從樓上走到樓下，然后走出大樓……

　　一場熱鬧的“交響樂”便因為這道“休止符”而終止。

　　這道“休止符”便是楊邦棋老師。邦棋老師是體育老師。他的體操單雙杠表演直可奪人雙眸。然而他的傳奇不在于此，而在于他作為校生管組組長，對于當時學生中存在的不端行為的嚴加管束，尤其對小偷小摸一類的現象，沒有哪幾個能躲過他那凌厲的目光。因此，當年的學生說起邦棋老師，那就是在演繹三中現實版的福爾摩斯！

　　一年一度的文娛觀摩匯演

　　福清三中的文娛生活一直是蠻豐富的。因為附近有個空軍龍田機場，所以當地駐軍幾乎每周都會有一場電影。遇到這種時候，學校一般便放松對我們的晚自習，讓我們看一場免費的露天電影。那個年代的優秀電影，諸如《紅旗譜》、《邊寨烽火》、《山間鈴響馬幫來》、《洪湖赤衛隊》等都是在這里看的。

　　圖5：“?；ā睆埖掠?左)、薛章蘭維吾爾族舞劇照。

　　福清三中還有一個優秀的文化傳統，學校每年都要舉行一次全校性的文娛觀摩匯演。每個班級都得出至少一個節目。演出形式涵蓋合唱、獨唱、表演唱、器樂合奏、詩朗誦、舞蹈、相聲、小品等等，幾乎是應有盡有。高中部的“明星級”人物張德英等演出的歌舞《井岡山上采楊梅》、《采茶舞曲》，那優美的旋律，至今還留給我很深的印象。更讓三中人感到自豪的是，當年觀摩匯演的優秀節目，曾被逐級選拔，直至參加中央新聞紀錄制片廠的《萬紫千紅總是春》的影片錄制。

　　初一年時，我們班參加匯演的節目是大合唱。班主任陳明福老師指定要我擔任指揮?？晌覐膩頉]指揮過唱歌。明福老師便聯系了薛德蕓老師教我。德蕓老師邊唱著“毛主席呀真偉大，叫咱們干啥就干啥”，邊揮動雙手，一招一式地教著我，她那明快、簡捷、果斷的動作，如今想來歷歷如在眼前。

　　第二年，周忠葵班主任給我弄來個相聲劇本，內容是籃球比賽的趣事，要我和同班的王為霖同學一起講相聲。我看著劇本便傻眼了，啥叫相聲我都沒鬧明白，怎么講呀？忠葵老師說，你找薛爾國老師請教。就這樣，在那狹小的體育器械房里，我們倆在薛爾國老師的指導下，胡亂比劃一番，幾天后便匆匆上陣。當年的這場演出，我要不說，恐怕誰也不記得我還能講相聲。我把它寫在這里，是因為那也是一種經歷，是我在三中的獨特經歷。

　　到了初三年，我們班主任是劉維耀老師。他組織的節目是女生表演唱《二嫂回娘家》，由班上的幾位男生口琴伴奏。我吹口琴的“段位”太低，便無緣這場表演。

　　今天許多學校都在強調以全面培養學生作為目標，殊不知在那個物質貧乏的年代，福清三中已經盡其所能給了學生全方位的精神養分。這不禁讓我想起初進三中校園時，看到躍進樓外墻上的一條巨幅標語特別令人關注：我們的教育方針，是使廣大受教育者在德育、智育、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，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、有文化的勞動者。毛主席的這條語錄是當時所有學校辦學的根本準則。

　　“黨員組織生活”的風波

　　我也許算不得好學生，但絕不是愛惹是生非的調皮生?？捎幸淮握{皮惹事的經歷卻讓我終生難忘。

　　大約是初二年時，初中部已有一些大孩子加入了共青團。(比如我們班的班長，后來擔任過永安煤炭公司黨委書記的高瑞發；副班長，后來擔任過三明地區中級法院副院長的余乃光；還有后來擔任福清一中外語教師的林芳等。)有一天，團支部在黑板上寫了一條通知，通知團員當天下午要在某教室參加組織生活會?？吹竭@條通知后，我忽然有了惡作劇的沖動，順手拾起一截粉筆頭，在這條通知的旁邊寫了另一條通知。大致內容是：共產黨員下午四點到某地過黨員組織生活。寫完后便一溜煙地去打羽毛球了。

　　圖6:1963年畢業時，班主任劉維耀老師(前排右2)與部分同學合影。前排左2作者，后排左1余乃光，右1高瑞發，中排左1林芳。

　　一會兒有同學火急火燎地跑來喊我說：“出大事了！你死定了！快回教室去看看！”我立馬趕回教室一看，黑板上有了第三條通知，只有簡單的一句話：“誰寫的？即刻來找我。魏倫誠?！痹凇凹纯獭眱勺痔庍€畫了兩個圓圈?？戳诉@條通知，我的兩條腿馬上就打哆嗦了：要知道，魏倫誠可是我們學校的團委書記！

　　像被霜打的茄子一樣，我頓時沒有了一點精氣神，怯生生地來到倫誠老師的辦公室。接下來的是接受一場劈頭蓋腦的疾風驟雨般的訓斥。具體的話語我全然忘卻了，只記得有一句狠話：“我今天要不狠狠地教訓你，將來到社會上寫反動標語的就是你這種人！”

　　這句當時讓我覺得十分惡毒，讓我惱恨不已、難以接受的話，卻在我此后幾十年的人生閱歷中沉淀為一種精神財富。尤其在我走上領導崗位，面對種種復雜的社會問題和矛盾后，我才漸漸的體會到當年那場“金剛怒目”的雷霆霹靂背后，深藏著“菩薩低眉”的慈悲心腸。三十年后，我已經就任省宗教局長，一次偶然的機緣，在一位朋友家中見到魏倫誠老師。把晤之際，我說起三十年前的這件事，魏老師笑瞇瞇的看著我，云淡風輕地說：有這件事嗎？我全然不記得了。

　　圖7：福清第三中學初中畢業班東昇級全體師生合影。后排左3為作者，前排左6為陳華光主任，右3為魏倫誠老師。

　　增加五角錢的助學金

　　2005年春節前夕，我奉命代表福建省民族宗教廳到集美大學慰問少數民族學生，并給每位學生準備了三百元的慰問金。座談會上，校領導執意要我講話，我便即席給學生們講了一段故事。

　　那是我在福清三中上初中二年級時的事。當時，由于國家困難，能給我們發放的助學金極其有限；同學中又多是出身于窮苦農民家庭，所謂僧多粥少，班主任能評給我的助學金僅有每月一塊五。我的一位小學時的老師知道了，便找到三中教導主任陳華光老師，希望他能跟班主任說說，格外關照一下。華光老師是東壁島人，后遷到城關居住，他對東壁島農民的境遇自然十分了解，于是親自找到我的班主任周忠葵老師，說這孩子聰明，會讀書，就是家里太窮了，你盡量關照他吧。忠葵老師答應了，想盡辦法，把我的助學金從一塊五調到兩塊，增加了五角錢！就是這五角錢，讓我在幾十年間一直對陳華光和周忠葵兩位老師心存感激?，F在的人經常會說：五角錢丟在地上都沒人撿?？晌夷芟胂蟮?，當年的忠葵老師，為了給我增加這五角錢的助學金是如何的絞盡腦汁，再三權衡才能做到。要知道，那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年月呀。

　　說完這段故事，我告訴臺下的孩子們：今天我給你們帶來每人三百元慰問款雖然仍是不多，但比起我當年的助學金，已遠非同日可語。說明只有國家富強了，社會進步了，我們的人民才有更好的日子。當年，我母校的教導主任和班主任老師給我增加五角錢的助學金，是對我寄予厚望的；今天，我代表政府給你們發放三百元慰問金，是對你們寄予更大的期望，希望你們盡快健康成長，為國家富強和社會進步作出更大貢獻，去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。

　　說完這番話，我的眼睛濕潤了，我發現臺下的孩子們眼中也閃著淚光。透過這淚光，我相信，他們聽懂了我的故事，理解了我講這段故事的用心。

　　匆匆之間，六十余年過去了。超過一個甲子的歲月！

　　母校南洋樓前的老榕樹一定更加枝繁葉茂，郁郁蔥蔥。而在樹下讀書、嬉戲的少年學子卻換了一茬又一茬。本文所提到的我當年的老師多已作古。我和我當年的同窗們也都已是年逾古稀的垂垂老者，想起當年的日子，自有一番感慨！

　　圖8：校園內的大榕樹綠蔭如蓋，庇護莘莘學子弦歌不輟。

　　2022.9.25于廣東東莞

　　作者簡介：

　　余險峰，1963年初中畢業于福清三中。曾任福建省民族與宗教事務廳副廳長、巡視員。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，福建省書法家協會主席團顧問，福建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，福建省政協海云墨會副會長，福州大學、福建行政干部學院特邀教授，福建省政協第七、八、九屆委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