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時年少正春風
——憶六十年前在福清三中就讀的日子
我的母校福清三中從開辦至今,歷經一百三十度春秋,縱有戰亂兵燹、天災人禍,其培元之宗旨、育人之大業始終如一,未曾中斷。足可以稱得上一所偉大的學校。
圖1:62年前,作者就是從這個大門跨進三中,如沐春風。
六十二年前,我有幸考入這所學校,在初中部就讀了三年時間。那時,我是個不諳世事的懵懂少年。幾十年后,我的老同學張銑在某刊物上撰文,稱我是“從東壁島赤腳走出來的孩子”。這對我少年時的定位是準確的。我的人生之旅正是從東壁島上赤腳起步的;而福清三中就是我人生旅程的重要驛站。
圖2:作者故鄉東壁島海濱村新貌。當年,作者就是高挽褲腳,踩著泥濘的灘涂,跋涉到對岸的東營村,再到鎮區的學校讀書。
月薪九十九元的校長
初進福清三中,一切都是那么新鮮,甚至有些神秘,尤其對我們的校長,更是謎一樣的存在。
圖3:林貞瑞校長(左2)和他的同事朱玉墀副書記(右1)、陳棟徽副校長(右2)、林修泉工會主席(左1),攝于1963年。
當時三中全校性集會時,我們常常聽到的是教導主任陳華光老師給我們作報告,校長出場的時候似乎極少。我們那時的校長是林貞瑞先生,就是那位在融美和三中極享盛譽的著名教育家薛永香先生的女婿。他身材清瘦、面容清癯、溫文爾雅。在我們這些孩子的眼里,三中校長這可是不小的官!那么他一個月能賺多少錢呢?有同學說,他一個月能賺九十九元!這可真是個嚇人的數字!要知道,在我們東壁小學,校長只拿二十八元。隨即又有同學提出一個問題:既然能給九十九元,為什么政府就不肯多出一元,給湊足一百元整數呢?于是大伙便進行了一番猜想,最終得出的結論是:政府之所以留下一元錢的空間,是為了讓校長還能進步,把學校辦得更好!
三年的三中生活之后,我便易地求學……
廿多年后,我再見到貞瑞校長是在福州華僑大廈的宴會廳里,那時他是福清農工黨的首任主委,來出席省農工黨的代表大會。我當時正任職于福建省委統戰部,和其他部領導一起會見代表們,并共進晚餐。此后,我們之間便有了相對密切的來往。我知道這二十多年間,貞瑞校長經歷了怎樣的滄海桑田!但在與我接觸的過程中,我從沒有聽到他向我訴說過任何的委屈與不平。要知道,當年在為民主黨派、黨外人士落實各項政策的過程中,找我反映情況、尋求統戰部門幫助的不在少數,我也一定想辦法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盡力幫忙。然而貞瑞校長直至彌留之際,我去看望他時,也未聽他提出任何要求。所以,幾十年里,我們當年想象的“政府留給他那一元錢的提升空間,讓他把學校辦得更好”的傳說是否屬實,也就沒有答案了。
開山造樓的日子
上世紀六十年代,福清三中的教學樓只有三座,即:躍進樓、東風樓和先鋒樓。而學生宿舍樓除了高中部居住的南洋樓、女生宿舍北洋樓兩座解放前留下的老樓外,就只有酒庫、織布局和零散的一排平房及一座小小的二層舊樓。隨著學生人數的增加,學校決定新蓋一座宿舍樓,把東風樓東側的一座小山坡鏟平,在這里蓋一座新樓。這就是后來的紅旗樓。
那時候,正值國家困難時期。我們經歷了空前的自然災害,又剛從抗美援朝的戰火中走出來,再趕上赫魯曉夫的背信棄義,強行對我們逼債,全國人民都在勒緊褲腰帶過日子。對我們這些正在長身體的小孩來說,每天都要應對饑餓感的威脅,那種痛苦,現在的年輕人是很難體會到的。國家為了保護我們這些學生,在教育政策上作了些許調整,比如把每周一次的體育課和俄語課都取消了,為的是減輕我們的學習負擔。然而,也就在這個時候,我們的紅旗樓建設要上馬了。那段時間,大家都餓著肚子上工地,揮鐵鎬,拉板車,搞競賽;沒有牢騷,沒有怨言,齊心協力,硬是用熱火朝天的工地氣氛把每個人的饑餓感逼走。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,這個小山包終于被我們給鏟平了。紅旗樓的基建工程就這樣上馬了。幾個月后,一座嶄新的紅磚宿舍樓便屹立在校園里。
圖4:學生宿舍紅旗樓于2004年拆除。
那個年代是貧瘠的,物質是匱乏的;然而,我們的社會是積極向上的,人們的精神是富有的。正因為如此,我們的國家才能扛過那段艱苦的歲月。那是一個值得懷念的時代。我慶幸我們經歷過那個偉大的時代!
木屐與扁擔的交響曲
這是當年發生在紅旗樓新舍區里的故事。
紅旗樓初建成,我們在新學期注冊后便入住新舍區。大樓外觀似乎還不錯,但畢竟當時國家困難,資金極其有限,建筑材料自然不可能很好,尤其是二樓的地板,縫隙很大,這便給住樓下的同學帶來極大的困擾。晚自習后,就寢之前,樓上的同學洗罷腳,幾乎清一色的穿上木屐,于是樓上“呱嗒呱嗒”的“打擊樂”便開始了。更要命的是,隨著“打擊樂”的節奏,樓板縫間便嘩嘩地往下掉泥沙和灰塵。樓下的同學忍不住了,有人便操起挑地瓜用的扁擔,往天花板(其實就是二樓的地板)上捅。如此,一出木屐與扁擔的交響曲便上演了。加上鄰近宿舍有些“看熱鬧不嫌事大”的也加入“演出”,這便更熱鬧了!正在難解難分之際,忽聽得有人大聲喊道:“邦棋老師來了!”剎那間,就像古戰場上正殺紅了眼的決戰雙方,忽聽得收兵的鑼聲,立即偃旗息鼓。偌大的一座宿舍樓,靜悄悄的只聽得一陣腳步聲由遠及近,然后從一樓走到二樓,再從左邊走廊走到右邊走廊,稍作停留后,又從樓上走到樓下,然后走出大樓……
一場熱鬧的“交響樂”便因為這道“休止符”而終止。
這道“休止符”便是楊邦棋老師。邦棋老師是體育老師。他的體操單雙杠表演直可奪人雙眸。然而他的傳奇不在于此,而在于他作為校生管組組長,對于當時學生中存在的不端行為的嚴加管束,尤其對小偷小摸一類的現象,沒有哪幾個能躲過他那凌厲的目光。因此,當年的學生說起邦棋老師,那就是在演繹三中現實版的福爾摩斯!
一年一度的文娛觀摩匯演
福清三中的文娛生活一直是蠻豐富的。因為附近有個空軍龍田機場,所以當地駐軍幾乎每周都會有一場電影。遇到這種時候,學校一般便放松對我們的晚自習,讓我們看一場免費的露天電影。那個年代的優秀電影,諸如《紅旗譜》、《邊寨烽火》、《山間鈴響馬幫來》、《洪湖赤衛隊》等都是在這里看的。
圖5:“?;ā睆埖掠?左)、薛章蘭維吾爾族舞劇照。
福清三中還有一個優秀的文化傳統,學校每年都要舉行一次全校性的文娛觀摩匯演。每個班級都得出至少一個節目。演出形式涵蓋合唱、獨唱、表演唱、器樂合奏、詩朗誦、舞蹈、相聲、小品等等,幾乎是應有盡有。高中部的“明星級”人物張德英等演出的歌舞《井岡山上采楊梅》、《采茶舞曲》,那優美的旋律,至今還留給我很深的印象。更讓三中人感到自豪的是,當年觀摩匯演的優秀節目,曾被逐級選拔,直至參加中央新聞紀錄制片廠的《萬紫千紅總是春》的影片錄制。
初一年時,我們班參加匯演的節目是大合唱。班主任陳明福老師指定要我擔任指揮??晌覐膩頉]指揮過唱歌。明福老師便聯系了薛德蕓老師教我。德蕓老師邊唱著“毛主席呀真偉大,叫咱們干啥就干啥”,邊揮動雙手,一招一式地教著我,她那明快、簡捷、果斷的動作,如今想來歷歷如在眼前。
第二年,周忠葵班主任給我弄來個相聲劇本,內容是籃球比賽的趣事,要我和同班的王為霖同學一起講相聲。我看著劇本便傻眼了,啥叫相聲我都沒鬧明白,怎么講呀?忠葵老師說,你找薛爾國老師請教。就這樣,在那狹小的體育器械房里,我們倆在薛爾國老師的指導下,胡亂比劃一番,幾天后便匆匆上陣。當年的這場演出,我要不說,恐怕誰也不記得我還能講相聲。我把它寫在這里,是因為那也是一種經歷,是我在三中的獨特經歷。
到了初三年,我們班主任是劉維耀老師。他組織的節目是女生表演唱《二嫂回娘家》,由班上的幾位男生口琴伴奏。我吹口琴的“段位”太低,便無緣這場表演。
今天許多學校都在強調以全面培養學生作為目標,殊不知在那個物質貧乏的年代,福清三中已經盡其所能給了學生全方位的精神養分。這不禁讓我想起初進三中校園時,看到躍進樓外墻上的一條巨幅標語特別令人關注:我們的教育方針,是使廣大受教育者在德育、智育、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,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、有文化的勞動者。毛主席的這條語錄是當時所有學校辦學的根本準則。
“黨員組織生活”的風波
我也許算不得好學生,但絕不是愛惹是生非的調皮生??捎幸淮握{皮惹事的經歷卻讓我終生難忘。
大約是初二年時,初中部已有一些大孩子加入了共青團。(比如我們班的班長,后來擔任過永安煤炭公司黨委書記的高瑞發;副班長,后來擔任過三明地區中級法院副院長的余乃光;還有后來擔任福清一中外語教師的林芳等。)有一天,團支部在黑板上寫了一條通知,通知團員當天下午要在某教室參加組織生活會??吹竭@條通知后,我忽然有了惡作劇的沖動,順手拾起一截粉筆頭,在這條通知的旁邊寫了另一條通知。大致內容是:共產黨員下午四點到某地過黨員組織生活。寫完后便一溜煙地去打羽毛球了。
圖6:1963年畢業時,班主任劉維耀老師(前排右2)與部分同學合影。前排左2作者,后排左1余乃光,右1高瑞發,中排左1林芳。
一會兒有同學火急火燎地跑來喊我說:“出大事了!你死定了!快回教室去看看!”我立馬趕回教室一看,黑板上有了第三條通知,只有簡單的一句話:“誰寫的?即刻來找我。魏倫誠?!痹凇凹纯獭眱勺痔庍€畫了兩個圓圈??戳诉@條通知,我的兩條腿馬上就打哆嗦了:要知道,魏倫誠可是我們學校的團委書記!
像被霜打的茄子一樣,我頓時沒有了一點精氣神,怯生生地來到倫誠老師的辦公室。接下來的是接受一場劈頭蓋腦的疾風驟雨般的訓斥。具體的話語我全然忘卻了,只記得有一句狠話:“我今天要不狠狠地教訓你,將來到社會上寫反動標語的就是你這種人!”
這句當時讓我覺得十分惡毒,讓我惱恨不已、難以接受的話,卻在我此后幾十年的人生閱歷中沉淀為一種精神財富。尤其在我走上領導崗位,面對種種復雜的社會問題和矛盾后,我才漸漸的體會到當年那場“金剛怒目”的雷霆霹靂背后,深藏著“菩薩低眉”的慈悲心腸。三十年后,我已經就任省宗教局長,一次偶然的機緣,在一位朋友家中見到魏倫誠老師。把晤之際,我說起三十年前的這件事,魏老師笑瞇瞇的看著我,云淡風輕地說:有這件事嗎?我全然不記得了。
圖7:福清第三中學初中畢業班東昇級全體師生合影。后排左3為作者,前排左6為陳華光主任,右3為魏倫誠老師。
增加五角錢的助學金
2005年春節前夕,我奉命代表福建省民族宗教廳到集美大學慰問少數民族學生,并給每位學生準備了三百元的慰問金。座談會上,校領導執意要我講話,我便即席給學生們講了一段故事。
那是我在福清三中上初中二年級時的事。當時,由于國家困難,能給我們發放的助學金極其有限;同學中又多是出身于窮苦農民家庭,所謂僧多粥少,班主任能評給我的助學金僅有每月一塊五。我的一位小學時的老師知道了,便找到三中教導主任陳華光老師,希望他能跟班主任說說,格外關照一下。華光老師是東壁島人,后遷到城關居住,他對東壁島農民的境遇自然十分了解,于是親自找到我的班主任周忠葵老師,說這孩子聰明,會讀書,就是家里太窮了,你盡量關照他吧。忠葵老師答應了,想盡辦法,把我的助學金從一塊五調到兩塊,增加了五角錢!就是這五角錢,讓我在幾十年間一直對陳華光和周忠葵兩位老師心存感激?,F在的人經常會說:五角錢丟在地上都沒人撿??晌夷芟胂蟮?,當年的忠葵老師,為了給我增加這五角錢的助學金是如何的絞盡腦汁,再三權衡才能做到。要知道,那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年月呀。
說完這段故事,我告訴臺下的孩子們:今天我給你們帶來每人三百元慰問款雖然仍是不多,但比起我當年的助學金,已遠非同日可語。說明只有國家富強了,社會進步了,我們的人民才有更好的日子。當年,我母校的教導主任和班主任老師給我增加五角錢的助學金,是對我寄予厚望的;今天,我代表政府給你們發放三百元慰問金,是對你們寄予更大的期望,希望你們盡快健康成長,為國家富強和社會進步作出更大貢獻,去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。
說完這番話,我的眼睛濕潤了,我發現臺下的孩子們眼中也閃著淚光。透過這淚光,我相信,他們聽懂了我的故事,理解了我講這段故事的用心。
匆匆之間,六十余年過去了。超過一個甲子的歲月!
母校南洋樓前的老榕樹一定更加枝繁葉茂,郁郁蔥蔥。而在樹下讀書、嬉戲的少年學子卻換了一茬又一茬。本文所提到的我當年的老師多已作古。我和我當年的同窗們也都已是年逾古稀的垂垂老者,想起當年的日子,自有一番感慨!
圖8:校園內的大榕樹綠蔭如蓋,庇護莘莘學子弦歌不輟。
2022.9.25于廣東東莞
作者簡介:
余險峰,1963年初中畢業于福清三中。曾任福建省民族與宗教事務廳副廳長、巡視員。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,福建省書法家協會主席團顧問,福建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,福建省政協海云墨會副會長,福州大學、福建行政干部學院特邀教授,福建省政協第七、八、九屆委員。